我們基層辦案的人員，也都不曾見到過他，區區一個受害者家屬，恐怕更沒能進他的法眼了。

陳肯，果然是在復仇。

但問題是，是誰在幫他呢？

老徐沉默了片刻，他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差不多。

「可以答應你，可是，你要告訴我們張志權在哪里，你的同伙又是誰。」

陳肯卻微微低頭，丟下一句：

「沒有條件可談，或者你們也可以不答應。」

老徐皺了皺眉，又沉默了。

這個狀態的陳肯，就像一只壓抑怒火的雄獅。

他的怒火，從未熄滅。

諒解是不可能的，那麼諒解書的操作，目的又是什麼？

我突然有一個非常大膽的猜想。

但我不能說出來。

12

從問詢室出來之后，老徐仍然沒有下決定，他得去跟黃隊商議。

而我馬上出去了一趟。

我去了檢察院。

那時候的何檢，仍然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安靜地處理著手中的文件。

我坐在他面前，迅速跟他描述了昨晚至今天所發生的事。

他則面無表情地聽完，一句話都沒有說。

見他如此鎮定，我不解地問道：

「你就不覺得奇怪嗎？」

何檢非常難得地笑了笑，說：

「我見過更奇怪的，比如殺人，殺死未滿周歲的嬰兒，那人竟然可以無罪。而當時的我，被按在這張椅子上，一動也不能動。所以現在，沒什麼事，我都不打算動了。」

果然如此。

當初確實是有更高層的人按住了何檢，讓他順從地完成那個案件。

「何檢，我大概能猜到了……」

我嘆了一口氣，開始緩緩地把自己猜測到的內容，全都說了出來：

陳肯他，由始至終，都是想著要讓張志權去死的。

他的訴求，始終是張志權的死刑。

哪怕張濤委托律師給他帶來了巨額的賠償，他也不為所動。

但為什麼第一次開庭之后，他的態度就完全轉變了呢？

因為那次開庭，對方使用了「張志權未滿十八歲」的證據突襲。

這讓陳肯徹底慌了。

誰都知道，一旦這個證據成立，那麼張志權是不可能判死刑的。

所以陳肯另想他法了。

因為他始終沒有改變過自己的初衷，他唯一的訴求，就是張志權的死。

沒有其他的了。

因此，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一個當初陳肯的心理活動：

「要麼死刑，要麼干脆判無罪，這樣他才可以親自下手。」

何檢又笑了，反問道：

「接受賠償，出具諒解書，就能讓張志權無罪嗎？」

「當然不是了，當然要加上第二次開庭時，對方提出的精神病證據……」

何檢反問道：

「那不就是了？這個總不能是陳肯能控制的吧？」

我也反問道：

「雖然不知道是怎麼做到的，但一開始張濤那邊肯定沒想到用精神病來脫罪，否則的話他肯定會在第一次開庭就拿出來，不是嗎？」

兩次開庭，兩次證據突襲，這不符合常理。

肯定有人從中作梗。

有人，在第一次庭審休庭之后，給張濤提出了作精神病偽證的建議。

而那個人，至關重要。

我繼續一句一句地說著話：

「如果，假設陳肯真的能做到，在休庭期間慫恿張濤去偽造精神病的證據，那麼這一切是不是就說得通了呢？」

「在第一次庭審之后，他知道張志權不可能被判死刑了，所以他開始尋求其他的方法。

」

「這個方法就是，讓張志權無罪。」

「然后，就發生了昨晚的事，張志權一進醫院，就被綁架走了，因為歹徒早就在這兩個月里做好一切準備，就等著實施了。」

何檢靜靜地聽我說完，臉上卻仍然沒有任何表情，仍然是輕輕松松地反問道：

「那怎麼可能？這又不是過家家，難道陳肯還能預料到張志權會被送到哪所醫院接受治療嗎？」

「你啊。」我呼出一口氣，「你有量刑建議權，自然也能建議法官把張志權送到哪個醫院去，而如果不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根本沒有人會在意這個細節。」

這也是何檢為什麼在第二次庭審時，會突然變臉，突然什麼都不做了的原因。

因為他什麼都知道。

也因為他，什麼都做不了。

也許更因為，他希望有人能做點什麼。

何檢又笑了，他笑著說：

「你的想象力可真豐富，但是沒證據的事還是少提，畢竟我們做事是講證據的，不是嗎？」

我也忍不住自嘲道：

「張志權證據確鑿，但不也是屁事沒有嗎？」

聽到這話，何檢倒是皺起了眉頭，問我：

「你到底想做什麼？你不是想去救張志權。」

我也反問了他一個問題：

「我不想救他，我只是在想，假如一個人罪大惡極，無比該死，我也有一個非常完美的殺人動機，那麼我就能殺死他嗎？」

何檢搖了搖頭回答道：

「我知道答案是不能，但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這種事要是發生在你身上，你早就拔槍當場斃掉那禽獸了。」

我無言以對。

如果我是陳肯？

我想都不敢想……

而何檢，也終于說出了他參與這事的原因：

「我只是，想讓懲罰回歸懲罰，因為懲罰只能是懲罰，不能與其他任何利益掛鉤，這是我心中最基礎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