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沒有佩戴執法記錄儀，直接告訴我：「有人舉報酒店有賣淫嫖娼行為，例行檢查，你老實點。」

我圍著浴巾，站在原地，任由他們搜查，相當老實。

他們掀開床上的被子，又跑去洗手間看了看，沒有發現任何異常，接著讓我出示身份證：「你在這里干什麼？」

我指著電腦屏幕：「在看電影啊。」

其中一名民警將我的身份證扔在桌上，他又重申了一遍：「老實點。」

他們走后，我不再老實，走出房門觀察了一下，發現警察查完我這里，就再沒有去過其他房間，反而直接下了樓。

這是我第一次過來辦案，在當地更沒有得罪過人。我想來想去，只想到 20 分鐘前，戴小雷母親曾過來給我送水果。

我感覺不對勁，趕緊退房，在沒攝像的地方換乘的士。確定沒人跟蹤后，住進一家不需要身份登記的小旅館里。

來之前，我只是覺得要盡量保障當事人的基本權利。這時我才知道，這個案子遠比我想象中的要復雜。

戴小雷母親送水果時告訴我，她在家里經常遭到不明人員的恐嚇，防盜門被撬了好幾次，再也待不下去。她跑去親戚家將就幾晚，看著親戚臉色不對，又去天橋下湊合了一夜。

旅館老板娘以為我是過來做生意的，說到治安問題，主動談起戴小雷的案子：「你想想，第二天案子就破了，如果不是死者那邊有關系，平時哪有這效率？我這里丟了東西，也有監控，兩三年了都沒半點聲響。」

這一點我倒不認同，警方對命案自然要重視一些，他們本來就有「命案必破，重大案件不過夜」

的說法。至于小案件實在是人手不夠，這個需要理解。

老板娘一臉不屑，「你知道死了的那個女人是誰嗎？」

「不就是他哥是你們這里的企業老板嘛。」我故意套她話。

「一個爛仔怎麼當的老板，還不是因為他妹妹的關系，這幾年才飛黃騰達的。告訴你吧，那個叫戴小雷的殺人犯，算是碰到硬茬了……」

與此同時，戴小雷在到監舍的日子也不好過。犯了強奸案，又是小偷，里邊沒人瞧得起。

一個不到 50 平米的監舍，住了二三十個人。戴小雷事后回憶：「我剛進去，就給那個叫『刀疤劉』的老大扇了 4 耳光，其他人過來踢我屁股。」

戴小雷之所以遭受這些，是因為囚犯們一再逼問強奸細節，而他答不上來。

動完手以后，刀疤劉還是問他：「你到底怎麼強奸的？」

戴小雷說：「我真的沒強奸。」刀疤劉再次向小弟們揮手。

「我生不如死的時候，監舍里進來了一個新人。就很奇怪，刀疤劉對這個新人很客氣，也沒人說要修理他。」

更奇怪的是，這名新人似乎對戴小雷很有好感，主動過問他的案情。

戴小雷深受感動，邊哭邊說自己的遭遇。

新人教他采取迂回戰術，先避免皮肉之苦，再伺機行動。那人拿出不應該出現在監舍的紙筆，在上面寫寫畫畫，標明了房間的位置和具體路線，「我覺得你說死者是被你掐死的最好，如果是被砍死的話，法院會判得重一點。」

戴小雷知道坦白的程序是這樣的，得事無巨細地供述自己的罪行，「但我沒有殺人，我真的沒有殺人。

」

「不管有沒有殺人，拿來保命用的，萬一扛不住了，就是你最后的錦囊，主動出擊總比任人宰割要好。」新人把紙塞進了戴小雷手里。

第二天，戴小雷繼續被提審，民警第一句話就是，「你想清楚了沒有？」

「要不你們再仔細查查？我真的連死者的面的都沒有見過，現在真兇肯定躲在被窩里偷著樂，你們去把他抓到好不好？」戴小雷哭泣的樣子很有特色，嘴巴微張，雙唇向前撅，看起來有些怪異。

民警推測戴小雷的殺人經過：「你 8 月 26 號下午去死者家里行竊，見到死者照片，心存歹念。回到家里，你心有不甘，晚上又潛回死者家中，性侵后還掐死了她。」

這和「新人」的說法一致，曾經有那麼一刻，戴小雷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選擇性失憶，真的做了那件事。

戴小雷被羈押后的第十天，我去看守所要求會見。

看守所以「犯罪嫌疑人正在被辦案機關提審，無法安排會見」為由，拒絕了我的請求。

我讓他們給出一個具體的時間點，什麼時候能結束提審。他們說，「事關案件機密，不清楚，也不便泄露。」整個下午，我就坐在看守所凳子上玩俄羅斯方塊。

期間我搬出法條和他們理論，《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規定》第 4 條明確說了，「因偵查人員正在訊問、沒有會見場所等特殊情形無法及時安排會見的，看守所應當向律師說明情況并在 48 小時內安排會見。」

之后我到檢察院和司法局進行投訴，得到回復都是「我們會著手調查，你先回去等消息。

」我發現投訴的真正意義在于——換個地方玩俄羅斯方塊。

戴小雷的母親一天打好幾個電話，問我戴小雷的狀況，每次都哭著說他從小沒了父親很可憐，也不知道在里面有沒有受苦，讓我一定幫忙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