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臺主管沒批準，理由是：「沒有多大意義。」

最后，她真的上街發傳單了，發一張就解釋一次，「我兒子真的沒有殺人。」

但很少人會接她復印好的判決書，甚至有人絲毫不留情面：「一個小偷，遲早會殺人放火的。」

她給我打來最后一個電話：「你能不能幫我告這些人侵犯名譽？」

我問她：「那麼多人，你想怎麼告？」她不再作聲，一直到我掛斷電話。

2014 年 2 月 6 號，我給陳伯伯打電話拜年的時候，他告訴我，公安局的那個副局長沒有回家過年。

又過了四個月，我得到消息，公安局原副局長因徇私枉法罪、故意殺人罪、被移送至檢察機關。

他如實交代了自己的殺人過程。

受害人下班后發現家中失竊，給他打來電話，說情況緊急，只能當面說。

他趕到之后才知道，受害人悄悄錄下他們的性愛視頻，且有可能被泄露了出去。聽完后他失去理智，質問受害人為什麼要干這種蠢事。

受害人說自己只是想留一條后路，沒有想要害他。

他聽到這句話，一把掐住受害者的脖子，當時他快要被提拔了，這事要是傳出去，誰也搞不定。

當他發現受害者不再動彈時，已經晚了。最后他用戴小雷用過的衛生紙，掩飾自己的罪行。

我把這個消息用電話告知了死者的哥哥和戴小雷。

電話那頭，戴小雷一直在說自己很害怕，就不該去那戶人家偷東西。最后他明顯停頓了一下，像是保證一樣對我說：「我是真的后悔了。」

后記：

我們律師經常對當事人說，自己做過的事要絕對坦白，這樣我們才能幫他們爭取減刑。

沒有做過的事，那就和律師一起申訴，雖然有困難，但總會有轉機。

隨著案件的推進，證據會逐漸浮出水面，最終固定下來。如果各種證據都顯示是冤案，那麼要看是屬于刑訊逼供還是栽贓陷害，再考慮用不同的策略。

這個案子就算不是我，犯人也會沉冤得雪，因為當時當地，已經有其他人舉報了那個官員。而且，法制在進步，上級人民法院對各項證據的審查越來越嚴格，這種存疑的案件，基本上不會判死刑。

至于我作為律師的作用，大概是第一時間判斷出當事人沒有說謊，并選擇相信他。

在法律界，律師會見當事人是最難的一個問題，會見及時，與當事人溝通順利對案件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在接到當事人委托時，尤其是復雜的案件，我會第一時間就趕往看守所，有時比家屬還著急。根據《刑訴法》以及《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律師有權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這是案件的重要步驟。

在會見和閱卷的過程中，如果律師發現了問題，這時自己就成了唯一能幫助他們的人。

我很喜歡「一張反對票」的故事，它來自電影《十二怒漢》：11 位陪審員裁定被告人有罪，只剩 1 位陪審員堅持投下反對票，這張反對票救了一名少年的命。

我很害怕一個案子還沒審判，別人就先從道德上下定論，從電視上播出來，口誅筆伐打翻在地后再審判。戴小雷的案子是這樣，其他人也可能遇到被誤解的情況。

如果你哪天蒙受了冤屈，輿論卻是一邊倒，沒人愿意伸出援手，想想就挺可怕的。

一個律師的聲音，可能就是那張反對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