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周二。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周二。沒下雨。文秀娟趁著午休時候去做了一次靜脈給藥的藥試，下午去抽第二管血的時候出現惡心，隨即就嘔吐，立刻去醫院，住了兩天才緩過來，說是藥物過敏反應。留院觀察一天后，周四文秀娟回校正常上課。藥試中這樣的事情偶有發生，并不算罕見。然而，就第一封信的內容來看，這竟是一次蓄意的投毒。

　　柳絮自己沒做過藥試，所以具體是怎樣的流程，其中有哪些環節存在漏洞容易被人利用，這些都說不清楚，只能有賴于郭概自去調查，看能否在九年后查到線索。這自然是極不容易的事，但郭慨提問的重點，在于確認了第一封信寫就并發出的時間，就在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

　　另一個坐標，在第七封信里。這封信里提到了那瓶有針孔的礦泉水，正是從那天開始，柳絮完全介入到了這場投毒案中，這天是一九九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三個坐標，在第九封信里。這封信中提到了柳絮在進行的調查，那場短暫的調查一共只持續了三天。在第三天的晚上，柳絮跌入尸池。這封信中說柳絮已經和好幾人談過話，那麼應該是調查第二天寫的。也就是十二月二日。也可能是第三天。

　　最初兩周的時間里通了七封信，平均兩天一封第八第九封信要長一些，三到四天一封。第十封信很可能是柳絮出事后當天寫的，第十一封中，以肯定的口氣提到了柳絮的“吸取教訓”，那就應該是柳絮精神穩定了一段時間后，仍沒有表現出任何要追查的意圖時才能下的結論，以此來看，至少是住院三五天后。

　　兩個謀殺者在十幾封信的試探之后，終于決定見面，他們在最后一封信里說定了碰面地點，就這樣結束了這場罪惡的通信。在兩個謀殺者碰面后不久，文秀娟就死了。見面的時間是“本周三”，為了給取信留出時間，穩妥的投信時間應該在周日或周一。結合之前的信件往返時間，兩個謀殺者會面的這個周三，不是十二月十七日，就是十二月二十四日，不會更早或更晚。文秀娟死于二十七日。

　　這兩個時間點，從過往通信頻率算，似乎二十四日更可能，但郭慨卻傾向于十七日。

　　“如果是二十四日的話，也許在信里會注明圣誕夜。”郭慨說，“當然這也作不得準，最主要的，是從之前的通信看，主要下毒者是第二封信的作者，我們叫他案犯B，他采用的投毒方式是多次的小劑量投毒，而案犯A則像是B的崇拜者，兩個人碰頭之后，應該不會改變這個投毒方針。而文秀娟是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解剖課上倒下，二十七日死亡，如果兩人二十四日晚上才接上頭，留給他們的磨合時間似乎略少。當然，毒性累積后的突然爆發可以發生在任何時間，但我還是覺得，十七日夜里碰頭，在接下來的九天里兩人合作多次下毒，使文秀娟在二十六日毒發，這樣的可能性更大。”

　　“十七號，那是我出院的日子。”

　　在她出院的當晚，兩個謀殺者見了面。這個時間讓柳絮覺得，這世界的運轉，有著一種讓她冰寒徹骨的規律。

　　“十七號和二十四號這兩個晚上，有誰是和你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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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號圣誕夜，費志剛和我看完電影后就回去看他生病的媽媽了，至于其他人，全過圣誕去了，到很晚才回宿舍的。對了，我看見文秀娟了，她從松樹林里跑出來，當時臉色很差。最后一封信的見面地點就在松樹林里，難道說她看見那兩個投毒的人了？所以馬上兩天后她就被毒死了？”

　　郭慨搖搖頭，“還是那個老問題，如果她知道了誰是投毒者，為什麼不報警，至少她也可以報告給學校。那麼，十七號呢？”

　　“我是下午出院的，先回家里住了一晚，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去的學校。”

　　郭慨嘆了口氣，本想用排除法縮小嫌疑人范圍，沒想到連一個都排除不掉。不過，確定了這些信件的大概時間線，等于有了坐標，總有需要對照的時候。

　　“但十七號晚上我和費志剛打了很長時間電話。肯定打到了九點多，有可能超過九點半。”柳絮說，“當然，文秀娟早就說過了不可能是費志剛。我和他生活了那麼多年，他是清白的。”

　　郭慨點點頭，想說什麼又咽回去。

　　“你是覺得他有嫌疑？”柳絮有些訝異地問。

　　“總是有的人嫌疑大，有的人嫌疑小。你先生肯定是嫌疑最小的。但是從偵破角度說，是不是就完全排除了，我還不敢說。文秀娟這個受害人的話，未必就是正確的，因為現在不知道她是出于什麼原因下這樣的判斷。倒是你說他和你打電話到很晚，這條更有力。但時隔多年，記憶上也許有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