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胡慶斌說，3月21日那天上午，他所教授班級上的學生李超超請假沒來上課，他中午就寫了外出單，準備去李超超家里，為其補課。

當天下午，胡慶斌本來還有一節語文課，為了給李超超補課，他和其他任課老師進行了調整。

關于這一點，胡慶斌是這麼解釋的：“第一，那天上午的課程比較重要，李超超沒有聽講，肯定會影響后面的學習，第二，我和李超超的父親是朋友，關系不錯，他一直拜托我關注李超超的功課。”

胡慶斌回憶說，他是在3月21日中午離開學校的。

他先是吃了一份盒飯，然后就去了李超超的家里，直至下午四點左右離開。

離開后，他去了妻子的單位接她，然后兩個人一起回了家。

李超超，土地規劃所的門衛和胡慶斌的妻子余金姝都可以為其作證。

在對于胡、石二人關系的排查中，辦案民警也沒有發現矛盾和疑點，基本可以確定胡慶斌不具備殺人動機。

隨后接受詢問的是胡慶斌重要的證人李超超。

雖然有其爺爺在場，但是面對詢問，時年十四歲的李超超仍舊顯得局促緊張。

老隊長安撫了一下他的情緒，然后詢問了有關胡慶斌的信息，還有3月21日那一天的事情。

李超超說，那天他有點不舒服，就向胡老師請了假。

胡老師說課程很重要，需要下午來他家補習。

那天下午一點多，胡老師來到了家里，然后就為他補習功課，還進行了一場小測驗，下午四點多，胡老師離開了他家。

李超超和胡慶斌所說的基本一致，且在不同的時間段內，胡慶斌都有證人證明，基本可以確定胡慶斌不具備作案時間。

雖然將胡慶斌圈定為嫌疑人，但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兩個問題無法解決。

其一，作案動機，其二，作案時間。

至于圈定胡慶斌的三個信息，黑色紳士牌鋼筆，保利獎券和停放在友誼商廈的二手摩托車，除了停放在友誼商廈的二手摩托車由于擁有不在場證明“不攻自破”以外，關于另外兩個信息，他也輕松解釋了。

雖然他有使用鋼筆的習慣，但是使用的都是一支大進牌鋼筆，妻子余金姝所在的土地規劃所確實發放過鋼筆和筆記本，他卻從來沒有使用過，至于發放的鋼筆所在何處，應該是在日常整理中遺失了。

關于保利獎券，他偶爾給兒子購買兩張，當做獎勵，但是最近并沒有購買。

離開公安局的時候，胡慶斌禮貌地說如果再有問題，隨時可以接受問話。

老隊長也對他的配合表示感謝。

我有些不甘，感覺像是放虎歸山。

老隊長卻說：“人家還沒有急躁，你倒是先亮出底牌了。”

我說：“我能不急嗎，您就不怕他跑了？”

老隊長笑了：“我為什麼要害怕他跑了，他又為什麼要跑呢？如果他真的跑了，事情反而簡單了。”

邱楚義站在一邊，說：“如果我們判斷失誤，他確實不是兇手呢。畢竟，他沒有作案動機和作案時間。”

老隊長沒有再說什麼，轉身回了公安局。

整個下午，我就心事重重地坐在辦公室里，不知道接下來該如何調查，也有其他辦案民警在議論老隊長，說他名不副實，空有其表等等。

我越聽越煩，就跑到宿舍里去找老隊長。

此時，他正在呼呼大睡。

見狀，我更是又急又氣，直接叫醒了他：“王隊，都什麼時候了，您還在這里睡覺。”

老隊長一臉不悅：“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我連續熬了兩個大夜，身體早就撐不住了，如果再不睡會，就等著因公殉職了。”

見我一臉埋怨，老隊長看了看掛在墻上的時鐘，緩緩起身：“好了，時間也差不多了，走，咱們繼續找線線索。”

找線索？

接著，老隊長便帶著我離開了公安局。

我問老隊長去哪，老隊長說去先鋒中學，他想調查一下這個李超超。

“您怎麼突然想起來要調查李超超了？”

“某種意義上說，李超超算是石巖峰被害一案的關鍵人物，在我們將胡慶斌圈定為嫌疑人之后，正是李超超的關鍵證詞解除了他的嫌疑。”

“也是吧。”

“在某種程度上，證人證言是能夠徹底改變一個案件走向的。雖然擁有李超超的證言，但是我實在無法忽略黑色鋼筆、保利獎券和石巖峰摩托車的線索。如果胡慶斌就是殺人兇手，那麼李超超就是做了偽證。如果需要他人幫忙偽證來制造不在場證明，胡慶斌為什麼要找李超超幫他呢，僅僅是因為他寫了外出單是給李超超補課？似乎說不通，即便他說自己沒有去補課，而是直接回家了，無人可以證明，我們也會采納。僅僅是因為他和李超超的父親認識？似乎也說不通，他完全可以選擇更親近的人，比如妻子或兒子，來增加安全系數。”

“您是說，胡慶斌必須選擇李超超作偽證，或者說，他感覺即便做了偽證，李超超也不會出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