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張五角的，一張兩塊的，一張五塊的。

我拿起那兩張人民幣：“沒想到還有意外收獲！”

老隊長也說：“我想，這些應該都是那個被害男童攢下來的錢，他把錢全都放進了鉛筆盒的夾層。”

就在我表示感嘆的時候，突然發現每張錢幣背面的右下角竟然都寫了字。

經我提醒，老隊長也注意到了。

由于是用鉛筆書寫，下筆力道又比較輕，這四張錢幣上，只有那一張五塊上的字跡比較清晰。

那是一個名字。

我念了出來：“孫……孫若心？”

沒錯，錢幣上寫的名字就是“孫若心”。

我不免有些激動：“看來，這個被害男童叫做孫若心。”

雖然在錢幣上寫字或者涂畫是不好的行為，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現象在學生，尤其是中小學生中非常普遍。

老師在向學生收取書費、學費以及學雜費的時候，都會要求學生在每張錢幣上寫上名字，為了防止收到假錢而無法確定上交者的身份。

另外，也有一些學生習慣在零花錢上寫上名字。

即便是我，上學期間也會在生活費和飯票菜票背面寫上名字。

很顯然，被害男童孫若心也有這個習慣。

老隊長看著攤開的人民幣：“如果能夠確定孫若心的身份，或許，這起白骨案還有轉機。”

就在我們苦于沒有線索的時候，老隊長的無心之舉竟然意外打開了白骨之案的缺口！

本來，我以為老隊長會連夜聯系滕大福，研究接下來的走訪排查工作，沒想到他卻招呼我回去休息：“磨刀不誤砍柴工，回去好好睡一覺，明天才有精神去工作。

”

我推門正準備離開，老隊長卻叫住了我：“大通？”

我應聲回頭。

老隊長囑咐道：“回去的時候記得看一看邱楚義，那個兔崽子睡覺不老實，現在夜里涼，給他蓋好被子。”

我有些意外：“哦，我記下了。”

老隊長輕咳道：“你不要多想，我就是怕他受涼感冒，影響接下來的走訪排查工作。”

我會心一笑，轉身離開了辦公室。

次日一早，我在邱楚義驚愕的眼神中洗完了臉：“孫若心？”

我一邊刷牙，一邊點頭。

“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案子還沒有新線索呢，怎麼過了一個晚上，就確定那個被害男童叫做孫若心了？”

“昨天晚上，我們回來之后，你先睡了，我睡不著，就坐在那里看雜志，然后我聽到樓道里有腳步聲，就開門看了看，原來是王隊，他也說自己睡不著，想要去技術科看一看當時和無名尸骨一起挖出來的東西，我就和他一起過去了，沒想到王隊在那個多功能鉛筆盒發現了一個隱蔽的夾層，夾層里有十多塊錢，每張錢上都寫了名字，名字就是孫若心。”

“哎喲，還真巧。”

“誰說不是呢。”

“大通？”邱楚義瞥了我一眼。

“嗯？”我也看向了邱楚義。

“我發現了……”邱楚義陰陽怪氣地說，“最近，你和王隊走得很近呢。”

“喂！”我連忙反駁，“你什麼意思？”

邱楚義端著洗臉盆快步走出水房：“沒什麼意思，我就是想說，實在不行，你就改姓吧，改姓王吧，王廣通，聽起來更順耳呢！”

我直接將嘴里的牙膏沫噴向了他：“邱楚義，你這個王八蛋！”

然后，樓道里回蕩著邱楚義清亮的聲音：“王廣通……”

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我慣例在單位值班。

當我走向水房洗漱的時候，正好看到了兩個實習民警說笑著跑了出來，一個人也向另一個人身上噴吐牙膏泡沫，看到我之后，立刻就收斂離開了。

走進水房的我，站在那塊有些烏涂的鏡子面前，忽然看到了那一天的我和邱楚義，耳邊還是他的那一句標志性大笑“王廣通”。

言歸正傳。

在當天一早的案審會上，老隊長向與會的各位通報了昨晚的新發現，他推測三具尸骨中的男童可能叫做“孫若心”。

當然了，老隊長僅僅表示可能。

他也說出了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被害男童不是孫若心，或者說那個藍色布兜里的多功能鉛筆盒并不是被害男童的。

這也符合部分民警針對孫若心這個名字不像男孩名字，更像女孩名字的推測。

結合這種分析方向，老隊長表示，即便被害男童不是孫若心，那麼這個孫若心或者孫若心的家人和被害男童以及家人也是認識甚至是熟絡的。

這個多功能鉛筆盒，甚至那個藍色布兜內的玩具和其他物品很可能就是孫若心的家人送給被害男童或者家人的。

在現階段沒有更多線索的情況，不管被害男童是不是孫若心，可以先從這個名字上入手，確定一下“孫若心”的身份。

接下來，在滕大福和老隊長的安排下，專案小組和縣局刑警大隊的警力就縣城范圍內的中小學進行走訪排查，重點是廢棄操場附近的中小學，年齡在八九歲至十六七歲之間的失蹤，失聯甚至是轉學、退學的學生。

在對縣城范圍的十二所小學和五所中學進行走訪排查，調閱了有記錄可查的，三至十年內，數千名年齡范圍內學生的個人檔案后，最終找到了六個叫做孫若心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