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們將第二輪排查的重點放在了前科犯的身上。

崔亮再次逃脫法網，“4·30入室搶劫強奸案”懸而未決。

如果案件到此就結束了，我也許不會過多關注一個搶劫犯、強奸犯的下場。但是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一件令我感到無比憤怒和惋惜的事，迫使我不得不密切關注著案件的調查進展。

我希望自己能有機會跟兇手當面對質，問問他為什麼要殺害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孩子。那可是我跟葉隊拼了性命才從火場里救出來的人啊，她好不容易走出那起人質劫持案帶給她的陰影，準備迎接嶄新的生活，可是一切都在5月21號那天夜晚戛然而止了。

張婉靈死了，跟“4·30案”的受害者一樣，遭遇了入室搶劫、強奸，可惜她卻沒能幸運地活下來。

“為什麼不給她一個活下來的機會？你殺了她，自己也活不成了，這麼做對你來說多不劃算。”好不容易在放風的時候逮到一個可以單獨聊天的機會，我主動湊到崔亮身邊，用試探的語言作為我們之間的開場白。

崔亮并不知道我是誰，似乎也懶得搭理我，但是對于我所提出的問題，他卻表現出了一臉的驚訝。“你是在跟我說話嗎？”他上下打量著我，內心的潛臺詞大概是：這人腦子有病吧。

“我說的是‘5·21入室搶劫殺人案’。”我沒有理會他的蔑視，繼續自顧自地說道，“受害者應該沒看到你的長相吧？你為什麼不能饒她一命，非得置她于死地不可呢？”

“我說過多少次了，那案子不是我干的！”崔亮已經被警察問過很多次類似的問題，像是形成了條件反射一般，不耐煩地沖我吼了一句。

吼完之后，他注意到有人向我們這邊投來異樣的目光，連忙壓低了聲音，皺著眉頭問我，“那起案子跟你有什麼關系？你打聽它干什麼？”

我決定對崔亮實話實說，探探他對這件事情的態度。“那案子的受害者是我朋友。我就是想親眼看看，殺死她的兇手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想問問他做了那麼喪心病狂的事，晚上睡得著覺嗎？不害怕做噩夢嗎？”

“那你可找錯人了。”崔亮聳了聳肩膀，頗有些無奈地說道，“我他媽還想知道那案子是哪個王八蛋干的呢。也不知道那幫警察是怎麼想的，腦子里進水了一樣，認準了我就是‘5·21入室搶劫殺人案’的兇手。我都給他們提供了案發當晚的不在場證明，他們卻當我說話是放屁一樣。天天來提審我，反反復復問我那幾個問題。他們的舌頭沒起繭子，我的耳朵都聽出繭子來了。煩，真他媽煩！”

“那你不否認‘4·30案’是你干的吧？”

“是啊，我不否認。警察手里有證據，他們從我女朋友那兒找到了受害者丟失的墨鏡，上面有受害者的DNA，我想賴也賴不掉啊。但是‘5·21案’真的跟我一毛錢關系都沒有。刑警隊的那幫人啥證據都找不著，還一天到晚來騷擾我。感覺他們好像沒有別的事做一樣，凈在我身上瞎耽誤時間。”

“不會吧，刑警隊的人又不是吃飽了撐的，明知道你有不在場證明還揪著你不放。他們這麼做總得有理由吧？

“理由就是，他們認為我提供的不在場證明可信度不高。”從落網到現在，崔亮已經被刑警隊的人提審過很多次，每次都面對同樣的問題，早就被“折磨”得不耐煩了，憋了一肚子的怨氣。

難得有機會找人發發牢騷，崔亮很快就沖我打開了話匣子。

他告訴我說，5月21號那天晚上，他一直在朋友家里打牌，中途沒有離開過，根本就沒有時間去作案。然而警察抓到他的時候，距離‘5·21入室搶劫殺人案’已經過去了快到三個月的時間。警察找到案發當晚跟他打牌的幾個朋友，確認他的不在場證明，結果三個人的回答都有些模棱兩可，說是記不清楚那天晚上的具體情況了。

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崔亮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微信聊天記錄。他們幾個經常在一起打牌的朋友有一個微信群，平時組牌局就在群里約時間，約地點。

聊天記錄顯示，5月21號下午，崔亮跟三個朋友約好了晚上七點在楊某家里打牌。但是警方認為該聊天記錄只能證明他們約了牌局，卻不能證明崔亮確實參加了牌局，更無法證明崔亮一直待在楊某的家里，中途未曾離開。因為三個朋友的記憶都有些模糊，警方認為他們的話不能證明崔亮是清白無辜的。

崔亮覺得自己很冤枉，十分厭倦刑警隊的人每天來提審他。周旋了幾天下來，他感覺那些人好像被困在了一個死胡同里，思維受到了限制。他們似乎已經意識到了當前的辦案方向是行不通的，但又不想回過頭來重新梳理案情，尋找新的犯罪嫌疑人。

審訊工作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使得警方不得不考慮對崔亮進行測謊。